原创赵冠军公益时报
很多人对14年前的那次捐款事件记忆犹新。
当年，在为汶川灾区捐款万元之后，时任万科董事长的王石在博客中表示“万科捐出万是合适的”，并规定“普通员工限捐10元，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舆论哗然。后来，在事情发酵的短短四个交易日内，万科股价由开盘时的22.50元跌到收盘的19.88元，万科市值因此蒸发亿元。群情激愤有了结果，王石在灾区公开道歉，万科提出捐助1亿元灾区重建资金的方案。
富人做慈善是否天经地义？舆论并不极端，但普遍认为，有了钱不捐赠就是为富不仁，就应该受到指责。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性认为”呢？以此索骥或可一见端倪。
弱者生存和社会承认
与地球漫长的46亿年生命相比，人类文明不过弹指一挥间。尤其是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的这几百年，人类开上了飞速演化的快车道。伴随这一过程的是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和重组，每集中到一定程度，往往会经过破坏性的国家掠夺或者社会动荡（或人民战争）进行重新分配。
16世纪的欧洲已经有了由皇家或政府出资支持的合法化海盗团体，统称为“皇家海盗”。英国航海家德雷克因两次环行地球，在年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亲自登船嘉奖。但英国人心中的这位英雄及其统率的霍金斯船队，干的就是杀人越货、海上打劫的肮脏勾当。他们的航行为伊丽莎白女王带来了超值回报:16.3万英镑的红利。这在当时足以比肩英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
翻阅近代史我们可以窥见这样的字眼：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平衡，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以及瓜分殖民地而引发的——对权力和资源再分配引发的战争，深层原因也无外乎就是对财富的争夺。
资本的原始积累势必导致不同的财产阶层长期存在，一个是拥有巨额财富的群体，一个是其他人群。在遭遇破坏性重组之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两极分化持续性升级。
因为财富产生的阶层观念长期存在，作为人的本性，弱者大都习惯性依附于强者或者希望从强者处获得帮助，否则弱者就会联合组织成力量挑战强者地位，这是社群生存的重要法则。一言以蔽之：物竞天择，弱者生存。
那么，拥有财富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富人也会习惯性认为自己财富越多责任越大吗？强者帮助弱者的价值认知与弱者认为的一样吗？
开始并非如此。
时间退回到比尔盖茨刚成为世界首富时，乔布斯对他有个最著名的评价：比尔的问题是，经他手的每一块钱，他都想要扣下5分钱。那时的比尔盖茨是个商人。20岁的比尔盖茨是个工作狂，不相信周末也不相信假期，他知道公司每一个人的车牌号码，这意味着他知道员工几点来上班，几点下班。做最好的软件看起来像是他生活里唯一的事。
这位市场经济的忠实信徒，在目睹了非洲极端贫困人群后，开始从软件工作中抽身投入慈善事业，并在0年成立了当今世界上极具影响力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财富的责任是什么？其实在西方，富人做慈善这个主动行动已经绵延了超过百年的时长。
20世纪初，美国的财富人士就开始实践如何做慈善才能将财富的价值发挥到最大。这是社会生存的另一重重要法则：荣誉价值和社会承认，是高等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之一。
“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年前留下的话历久弥新。全球百年来的财富实践证明，聚集起来的财富除了用于再投资和子女传承，作为第三条路径的慈善捐赠已经成为了远见之士的共识，其核心是创立非营利组织以形成社会资本。
洛克菲勒家族的六代传承被视为传奇，源头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建立，其捐赠行为不仅使家族声望得到提升，还影响了接班人的性格和行动。
尽管历史的轨迹不是笔直的，但它一直是不可更改的——进步！
聪明的规则
美国是全球慈善捐款最多的国家。美国施惠基金会发布的《GivingUSA：年度美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达到了.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相比年增长了5.1%。另据年《福布斯》公布的调研显示，美国25位最慷慨的亿万富豪生平累计捐赠总额已经高达亿美元。
大规模捐赠传统的形成，源于一百多年前美国财富管理的环境变化和制度设计。
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找到了最适宜发展的土壤，促进了经济发展，产生了第一批享誉世界的巨富群体。20世纪初，这一人群中有远见的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等财团领袖们顺势而为成立私人基金会，洛克菲勒、卡内基等成了受人尊敬的“慈善家”。
这是个富豪们集中捐赠的时期，也促成了我们今天看来的进步主义运动。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当然，这里面有着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宏观因素。19世纪中后叶，小企业、农场和劳工运动的兴起，激烈的社会冲突、动荡的现实让美国的上层社会担心阶级战争的爆发，甚至美国的制度能否幸存下来。于是，美国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举措，包括反垄断、向富豪征税、反腐败等，希望通过温和的制度修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秩序。
更重要的是，当宏观因素发生变化时，直接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那就是符合富豪财富管理逻辑的捐赠利好政策的创造性出台。
当然，不排除有远见的富豪们亲自参与了这一制度的设计，以至于制度从体制和机制上充分体现了公共财产的独立性和延续性。
对西方现代公益事业贡献最大的，恰恰是在趋利这条路走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人。而使他们走上致富之道的，和为他们实践散财之道的，始终都是同一种东西——“科学”地用好每一分钱。
后来一百多年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富豪们当时参与和设计这一进步行动的明智与敏锐。今天的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当代富豪依然在延续着这样的抉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美国慈善捐赠总额占GDP的比重固定在2%左右。
富豪们捐赠成立的基金会有效地助力了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国的协和医学院、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等都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捐赠。当然，通过捐赠也树立了富豪们积极正面的社会形象，捐赠也无须缴纳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个人所得税，同时还可以建立、传承家族政治、文化人脉的长期主义机制。
从更为积极的促进性安排来讲，美国基金会的投资收益税的确非常低，且财富家族对基金会仍可以长期行使控制权。
按照制度设计，捐赠享受税收减免和资本收益，既免除捐赠者所得税也免征遗产税；基金会投资收益只需缴纳1%-2%的消费税，且年度支出只要达到上年资产总额的5%即可，这其中包括行政管理费用。遗产捐赠成立基金会之后，资产性质发生变化，私人资产成为公共资产，接受社会监督和法律保护；基金会可以为特定对象提供高薪工作，家族成员可以长期受益；基金会可以提升财富竞争力，扩大家族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影响力；基金会虽然要求每年必须至少用掉其资产的5%，但这包括管理费用，而且剔除房屋等固定资产，即便是所有支出都是行政办公费用也并不违法。
这些符合财富长期主义的管理规则和捐赠制度，催生了慈善资产的产生。这支社会资本的力量不仅影响了美国，还影响了全世界。
一个地球，两个世界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贫困并不意味着一个小数字。
世界银行近日宣布，年秋世界银行将转而使用年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全球贫困数据，新的全球贫困线将由目前的1.90美元上调至2.15美元。
也就是说，如果你每天的生活费低于上述这个数额，就会被视为处于极端贫困之中。
虽然国际贫困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上升，但这个世界上仍有超过2.8亿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一天2美元以下，而这其中还有1.2亿人口在极端贫困线上挣扎，在一天不到1美元的生活标准中度日，这些人大多分布在亚洲和非洲。
来到另一个世界。资产不断飙升，年全球富豪榜显示，埃隆马斯克以1.29万亿元人民币连续第二年成为世界首富，比去年增长4%。农夫山泉68岁的钟睒睒虽然财富减少近亿元，但仍以亿元位列中国首富，位居全球第15位。
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中指出，19世纪以生产财富能力的巨大增加为特征，期待生产财富能力的大幅提升势必让贫困消失，但是物质条件的丰富并没有给穷人带来富足。
我们创造了如此多的社会财富，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仍然在备受贫困之苦？社会贫困与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答案，要到支配财富分配的现代市场规律中去寻找。
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的文章，其中专门介绍了农民黄新文成为“万元户”的杰出事迹，并分享了他靠养猪致富经历。三十多年前中国的万元户就属于富裕人群，那时候的财富可以通过勤劳奋斗获得。
现今，动辄数十亿的资产，不可能是仅凭一个人的双手劳动获得。
竞争市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效率原则，而我们也正处在这样的时代：机械化和现代技术令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力的增强让市场地理范围拓宽；再加上资本市场蓬勃发展，作为资本投资的收益长期是经济增长率的十几倍甚至更多——富豪们的投资收益既有规模效应也有收益比例，自然跟普通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财富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竞争市场的分配机制。
由于资本是不断投入生产的，资本越多的富人就越能从经济发展中享受到更高的收益比例，而只能凭借劳动的工薪阶层分到的自然就在社会平均的增长率之下。如果市场分配的基本遵循不发生变化，相对贫困是长期存在的，从而形成财富的长期阶层差异。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努力去寻找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理想国，而重在如何把影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控制到最低水平。
我们为何而出发
站在全新的历史征程上，回顾过去，过去几十年我国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财富创造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个时代。
中国富豪的群体和财富规模经历了极速增长的阶段。去年三月份公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位已知十亿美元企业家的国家，超过了排在其后的美国、印度和德国三个国家的总和。
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正在进入一个从“创造财富”到“不断创造财富和管理财富”的阶段。
随着财富拥有者的迭代，快速积累起来的财富最终需要解决方案。除了子女传承和再投资，慈善捐赠也在渐渐进入企业家们的视野。
4年-年，《公益时报》编制的中国慈善榜累计记录和报道了位企业家、家企业的大额捐赠。从捐赠的可持续来看，一定量的社会资产不断形成；从捐赠的方向来看，“国家倡导”和“社会需要”是主要因素；从捐赠者发展来看，企业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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