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大概都知道王羲之“坦腹东床”的婚姻佳话。东晋丞相王导、太尉郗鉴两家，都是显赫一时的名门大姓。一天，郗鉴派门生到王导家择求女婿。王导让这个门生到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回报郗鉴，说王家子弟都不错，但显得矜持，唯独一人在东床坦腹饮食。郗鉴说：此人正是我意中的女婿。于是就将女儿嫁给那人。那人就是王羲之。这一婚姻也是门第婚姻的典型。
封建时代，缔结婚姻的双方家族，必须门当户对。地主贵族通婚的主要目的，是生育继承财产、爵位的儿子，巩固和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政治性婚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表现形式就是门第几乎被视为通婚的先决条件。
两汉时期官僚多以儒学经术起家，致身通显，他们的子孙也往往绍继家学，从而造成一种累世公卿的现象。东汉中期以后，门阀士族逐渐出现，并成为极其重要的社会力量，“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仲长统《昌言》）。曹魏初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度，即九品官人法，州郡大小中正全由当地著姓士族担任，九品的定评，人才的选用，自然操纵在他们手中。于是官品的升降，大都凭借“世资”，依据品第的高低来决定。晋代以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家大族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在东晋南朝，随司马氏过江的“侨姓”王、谢、袁、萧，本居吴地的顾、陆、朱、张，都是著名的豪门大姓，其中以王、谢为最高。在北朝，山东以崔、卢、李、郑、王为首姓，关中和河东以韦、裴、柳、薛、杨、杜为首姓，另外还有汉化鲜卑族的大姓。有些大姓又因籍贯不同而有所区别，如东晋南朝的王姓就分为琅琊王氏、太原王氏和东海王氏。
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拥有很大特权，身居显贵。为了保持优越地位，巩固新的同盟，他们实行严格的门第婚姻，把通婚范围限制在名门大姓之内。东晋南朝，王、谢两姓曾世代通婚。出身于琅琊王氏的王凝之娶谢安侄女（道蕴），王珣娶谢万女，王珉娶谢安女，王僧达娶谢景仁女，出身于太原王氏的王述女嫁谢万为妻，王国宝娶谢安女。此外，各“侨姓”都互结婚姻，如袁湛的母亲是谢安女，袁湛自己又娶谢玄女，侄子袁淑也娶了王诞女，全是门阀间通婚。本居吴地的顾、陆、朱、张四姓也都慎择门户素对，或者与会稽孔、魏、虞、谢四姓结亲。
世家大族和寒门庶族两者身份高低不同，不相往来。世族还排斥寒门，对寒人不予礼接，肆行侮辱。他们为了保持“士庶天隔”的界限，禁止与寒门庶族通婚。如果“婚宦失类”，“不得其门流”，就会遭到本阶层人士的非难和谴责。南朝齐时，出身于东海王氏的王源将女儿嫁给富阳满璋之的儿子满鸾，御史中丞沈约上表弹劾，指出满氏的“族姓，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了名门，要求革去王源官职，剔出士族，“禁锢终身”（《文选·沈约〈奏弹王源〉》）。有些世家大族虽已中衰，但仍自视高门，不肯与庶族通婚。据《陈书·儒林传》，出身于太原王氏的王元规，幼年丧父，家中贫困，兄弟三人随同母亲寄居舅父家里。当地的富豪刘瑱，为攀上名门亲戚，准备以巨资陪嫁，把女儿嫁给王元规。母亲想答应，王元规却哭着说：我们正是因为一直保持婚姻门第，才受人敬重，怎么能够家贫就非贵而婚呢？结果婚姻未成。又据《魏书·崔辩传》，崔巨伦的一个姐姐瞎了一只眼，名门望族的子弟都不肯娶，家里没办法，想把她下嫁给庶族。另一著姓李家的姑母听说这事，悲痛地说：“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于是就让儿子李翼娶了她。
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及皇室贵族，也极力争取与世家大族建立姻戚关系。晋武帝娶弘农杨氏之女为皇后。第一个杨皇后死后，武帝仍看中杨氏门第，让杨皇后的侄女继立为皇后（《晋书·后妃传》）。东晋南朝的不少公主都嫁给了王、谢等名门大姓。北魏孝文帝雅重门族，将卢氏、崔氏、郑氏、王氏之女纳入后宫，还为他五个弟弟聘名门之女为妻（《资治通鉴·齐纪六》等）。北魏时，卢氏“一门三主”，大臣卢度世的三个孙子，卢道裕尚献文帝女乐浪长公主，卢道虔尚孝文帝女济南长公主，卢元聿尚义阳长公主，颇为时人所称慕（《魏书·卢玄传》）。东魏高澄为从弟高睿娶郑氏之女，后知他并不很快乐，就问：“郑氏门阀甚高，汝何嫌而不乐？”（《北齐书·赵郡王琛传》）北齐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崔氏之女为妃，特地嘱咐说：“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北齐书·崔祾传》）
相反，许多高门望族并不以联姻素门出身的皇室为殊荣。据《梁书·王峻传》，王峻之子王琮为国子生，尚始兴王（梁武帝弟）之女繁昌县主。王琮脑子很笨，受到人们的嗤笑，于是县主和他离了婚。始兴王觉得过意不去，便对王峻说：“此自上意，仆极不愿如此。”王峻却自恃出于名门，说：“臣太祖是谢仁祖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
一些出身寒门庶族的官僚，能得到因罪没官而另嫁的高门女子为妻，就感到非常荣幸了。东魏右卫将军郭琼的儿媳妇是卢道虞之女。郭琼因罪处死，她被没入官府，高欢让孝静帝将她赐给陈元康为妻。陈元康马上就将故妻赶跑了（《北齐书·陈元康传》）。高欢宠爱出身寒贱的孙搴，便把罪人之妻韦氏赐给他，不仅孙搴自己甚感光荣，别人也都很羡慕（《北齐书·孙搴传》）。
当然，也有不少高门大姓愿意与一些寒门出身的将帅结亲，因为这些将帅位至三公，具有很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如出身于琅琊王氏的王锡把女儿嫁给沈庆之的儿子沈文季，谢超宗为儿子娶了张敬儿的女儿，谢朓也娶了王敬则的女儿，都属这种情况。
为了攀上与世家大族的婚姻，一些出身寒门庶族的富豪，便以巨资相求。也有一些名门贪图财物，故意让子女与庶族成婚。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五说：“魏、齐之时，婚嫁多以财币相尚，盖其始高门与卑族为婚，利其所有，财贿纷遗，其后遂成风俗，凡婚嫁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恬不为怪也。”魏文成帝曾下诏说：“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魏书·文成帝纪》）可见财婚由来已久。北齐封述为儿子娶李士元之女，“大输财聘”，但临近举行婚礼，离李家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封述赶忙拿来供奉的神像，当着李士元的面打碎，发誓以后一定补足。封述又为另一儿子娶卢庄之之女，送去很多财礼，卢家却摆出高门大姓的架子，故意刁难，“送骡乃嫌脚跛，评田则云咸薄，铜器又嫌古废”，弄得封述只好去打官司（《北齐书·封述传》）。针对财婚这种陋习，当时也有反对的，颜之推就曾告诫子孙说：“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颜氏家训·治家》）
财婚一盛，为标榜门第起见，人们嫁女娶媳，极事奢侈、铺张。一般百姓因为经济困难，嫁娶往往失时。北魏孝文帝曾诏令实行“仲春奔会”的形式，让“男女失时者以礼会之”（《魏书·孝文帝纪》）。北周建德三年（），周武帝又下诏，要求“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周书·武帝纪》）。不过这种现象始终未能消除。
魏晋南北朝时期，指腹婚十分盛行。指腹婚，又称胎婚，是一种父母为子女办包预订婚约的变异形式。两家妻妾怀孕，指腹相约，产后若是一男一女，即结为夫妇。指腹婚出现很早，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据《后汉书·贾复传》，大将贾复受了重伤，光武帝刘秀悲痛万分，听说他妻子正身怀有孕，就说：“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但遍查史籍，不曾见贾复子女与光武帝子女通婚的记载，很可能光武帝当时是心血来潮，光想安慰部下，就一味许诺。事情一过，他又把自己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指腹为婚多出自主婚者一时之感情，其流弊十分明显。在封建社会就受到有识之士的谴责，而且有的朝代法令明文禁止。如司马光说：“及其长成，或不肖无赖，或身有恶疾，或家贫冻馁，或丧服相仍，或从宦远方，遂致弃信负约，速狱致讼者多矣。”（《家范》）至元以后，指腹婚遂为法律所禁，不过禁令归禁令，陋俗成风，不仅难以约束反而更加盛行，此俗一直延及近代中国社会。
魏晋以后，为了维护门第婚姻，保证各种同盟关系的延续，以世家大族为代表的中上层社会非常重视指腹婚。北魏著名士族崔浩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名门王氏和卢氏。两个女儿都怀了孕，崔浩便对她们说：“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后来王家生了王宝兴，他娶了姨母之女卢氏为妻。（《魏书·王宝兴传》）
当然，有的指腹婚是出于维系旧情、不忘故约的目的。据《梁书·韦放传》，韦放和张率是好朋友，两个人的妾都怀了孕，便指腹为约，定下子女的婚事。张率不幸早逝，子女尚幼，韦放时时赡给。后来，韦放任北徐州刺史，不少贵族要和他联姻，韦放一一拒绝，说：“吾不失信于故友。”于是让儿子韦岐娶了张率的女儿，又让女儿嫁给张率的儿子为妻。指腹婚的现象在后世也时有发生，但其政治色彩已经不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浓重。
门第婚姻历久不衰，至隋唐时期仍很盛行。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对南北朝时期的名门大姓进行过抑制，世家大族特别是南朝王、谢等高门望族逐渐衰落。山东地区的王、崔、卢、李、郑等大姓虽已衰落，但仍抱住祖宗牌位，自视门第高贵，不与庶族通婚。士族力量的存在，不利于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唐朝皇室属关陇士族，更不能容忍山东士族有强大势力。于是唐太宗令高士廉（高俭）修《氏族志》，重新评定门第。然而修成的《氏族志》在收入的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中间，山东崔干虽然只是个四品官，却被列为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大为不满，指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北齐和南朝梁、陈，不过是偏居一方的下国，没有必要把崔、卢、王、谢看得很高。他令高士廉等“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对该书重新刊定（《旧唐书·高士廉传》）。新修成的《氏族志》，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唐初的主要功臣之家也升入较高的等级。尽管这样，崔干仍被列为第三，地位极高。
武则天执掌政权后，通过唐高宗下诏，令许敬宗、李义府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许多以军功得五品官的被列为士族。门阀旧族在《姓氏录》中虽然有名，但他们都不得不与被他们瞧不起的军功官僚并列，这实际上是降低了他们的身份。
为了抑制山东士族，唐太宗还特地下诏，规定士族中崔（清河崔和博陵崔）、卢（范阳卢）、李（赵郡李和陇西李）、郑（荥阳郑）等，不许互相通婚。同时还规定，皇室的亲王、公主都要在显贵名臣之家选择配偶。太宗的二十一位公主的驸马，能查到父母的，的确都是文武大臣的儿子，或是帝后外家子弟。高宗、中宗也是如此。高宗还明令，“凡士姓十家，不得自婚”。
但是，社会风气很难依皇帝的禁令为转移。“天下衰宗落谱”的名门大姓反而号称“禁婚家”，越发觉得自己高贵，并“潜相聘娶”（《新唐书·高俭传》）。也有的即使女老不嫁，也不愿跌落身价，与他族为婚。中宗朝的宰相李日知，子女年幼时，就由他主持，“皆结婚名族”（《旧唐书·李日知传》）。文宗朝的宰相郑覃的父亲也曾当过宰相，但他却把自己的门第看得比权势更高贵。他有一个孙女，许多当世权贵都来为子孙求婚，但他一概不允，最后选中了小小的九品官崔皋，因为崔家也是山东著姓，两家门当户对。
唐代的官僚新贵，也十分企羡名门望族，想方设法与他们结亲。唐初名臣魏徵、房玄龄、李等都争相向山东士族攀婚（《资治通鉴·唐纪十六》）。又如李敬玄前后三次娶妻，妻子都是出自山东著姓（《旧唐书·李敬玄传》）。还有薛元超，官至中书，仍以“不得娶五姓女”为平生恨事之一（唐刘餗《隋唐嘉话》）。
中唐以后，不仅朝臣以结婚名族为荣，而且皇室也开始与名族通婚。睿宗时就出现了选崔、李、郑、王子弟为驸马的现象。到宪宗时期，已公开不满于公主多嫁“戚里、将军”的旧制。唐宪宗曾命宰相李吉甫从名门大臣的儿子中为女儿岐阳公主挑驸马，但名门大臣都以儿子有病为借口，极力推辞，只有前宰相杜佑的孙子杜悰应诏当了驸马（《新唐书·杜佑传》）。唐文宗也曾想让公主嫁给士族，但遭到拒绝，文宗悲叹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耶？”（《新唐书·杜兼传》）
到唐宣宗时，皇宗更进一步屈从士族。宣宗一心要让爱女万寿公主嫁给一个门第高贵的士人，宰相白敏中便举荐了新进士郑颢，宣宗颇为欢喜，即刻许亲，并在万寿公主出嫁后连续下了两次屈从士族的诏书。一次提出：“先王礼制，贵贱共之。万寿公主奉舅姑，宜从士人法。”另一次规定：公主和县主（亲王之女），“有子而寡，不得复嫁”。皇帝如此屈从，郑颢却因尚公主而大为不快。原来，他本已和另一名族卢氏之女订婚，并已在赴婚途中，由于白敏中的举荐，并以尚公主将他召回长安，他只得改娶公主。为此事他一直怨恨白敏中，曾屡屡上书，攻击白敏中。宣宗自知其中原委，把奏书全都压下来，保护白敏中这个媒人（《新唐书·白敏中传》、《诸帝公主传》）。
唐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使残存的士族集团丧亡殆尽。于是，延续数百年的门第婚姻便销声匿迹了。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通志》卷二十五），虽然还有婚姻论门第的现象，但与这种盛行一时的门第婚姻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高门望族自矜门阀，如果与他姓通婚，必然要利用门阀索取大量资财。此外，寒门素姓即使身居显官，也总以为低人一等，能和名门大姓攀上姻亲，便是莫大的光荣，于是就不惜大量资财向这些名门大姓聘妻嫁女。《新唐书·高俭传》说：“太宗尝以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资，故人谓之卖婚。”在唐朝初年，卖婚之风极盛，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问名惟在于窃资，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竟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门第，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断然诏命：“自今年六月，禁卖婚。”（《唐会要》卷八十三）但卖婚的现象仍有增无减。
卖婚也并非仅限于名门士族向别人索取钱财。对已经失势、衰落的山东士族来说，攀结新权贵、暴发户，可借以实现振兴门第的目的，于是他们也肯赔财嫁女。例如武则天时的宰相魏元忠，儿子魏升就娶了失势的名门李远的女儿，李远“纳钱五百万，以女易官”。武则天很信任魏元忠，“欲荣其姻对”，便封李远为河内县令，李远的儿子也被封为洛阳参军。可是后来魏元忠受诬下狱，李远立即与魏家绝婚，并在第二天就让女儿改了嫁（《新唐书·齐浣传》）。
除了名门大姓，社会上婚嫁注重资财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武后时宰相许敬宗纳资数十万，把女儿嫁给南蛮首领冯盎的儿子和鉴门将军钱九陇，同时又为儿子娶了尉迟宝琳的孙女，以“利其金帛”（《大唐新语·谀佞》）。又如房琯的大儿子房乘，自幼双目失明，于是房琯“厚结司马李锐以财货，乘聘锐外甥女卢氏”（《旧唐书·房琯传》）。为此，高宗于显庆四年（）下诏，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诏书说：“自今已后，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唐会要》卷八十三）“陪门财者，女家门望未高，而议姻之家非耦，令其纳财以陪门望”（《资治通鉴·唐纪十六》胡三省注）。
以资财的多寡决定婚姻的成败，已经成为普遍流行的恶劣习气。白居易《议婚》一诗通过描写贫富女子在婚期问题上的不同遭遇，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诗中说：“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钗不值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在白居易稍后，邵谒的《寒女行》、秦韬玉的《贫女》等诗也都反映了这类社会现象。卖婚的积习流弊，不仅在门第婚姻极度盛行之时，而且在整个私有制时代，都是无法消除的。
明初的门第观念也相当盛行，正所谓：“婚姻虽缘地域之逼近而成，实因品类之相同而聚。”这在明初阁臣杨士奇的《东里文集》中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来。如洪武年间抚州崇仁名儒刘元亨之妻黄氏，为“里望族黄德和之子”；山东监运使萧鹏举之妻郭氏，“邑溪里名家，父舆恭，元万安主簿，富赀产”，“女三人皆适宦族”；宣德间兵部职方员外郎周歧凤，“二女，其婿进士金昭伯、庐州府学训导彭埙”，个个都是门当户对。民间社会虽然不像仕宦那样有显赫的家世，但也有较强的门第观念。士不愿与农、工、商之家联姻，而农家亦不愿与工、商结亲。华亭士吴炯“有二妹皆及笄未字，机杼与咿唔声旦暮不辍。苟有求亲者，即大骂曰‘吾妹当归郡中名士，若辈办耕锄，何敢相辱’”。其实当时吴炯尚未中第，家境很是一般，但即使这样，他依然对“办耕锄”的农民不屑一顾，甚至把他们来求婚都看成是一种耻辱。可见当时的门第观念对人们的婚姻行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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