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经济年代的日本社会，宛如梦幻泡影一样变化无常，又像断梗浮萍一样飘忽不定。在这个不再为温饱发愁的新时代依然陷入穷忙和债务缠身的极限状态的人们，被称为“饱食穷民”。他们既是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企业战士”，又是这个残酷竞争社会的牺牲品。
一、成为富豪帝国在日本，竞争和生产效率至上主义的齿轮正奏响嘎吱嘎吱的旋律，日夜压榨着每一个人。人剥削人的关系，是何时开始占据统治地位的呢？
万亿日元，单就这样一个数字，我们或许很难直观想象其含义。因为日本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中早就充斥着上亿、上万亿日元计的金额，哪怕听到这些超乎想象的金额，也不会再有更多的感情。
万亿日元，是截至年末日本官方与民间在海外所拥有的资产市值的总和。哪怕是刨去贷款等债务后看海外净资产，也足有49万亿日元，也就是.59亿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排行世界第一。
日本的海外净资产自年后，每年都保持增加态势。年更是远超上一年的亿美元，突破亿美元大关，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自那以后，还创造了连续6年成功卫冕世界第一的奇迹。
继海外净资产夺冠之后，年日本贸易经常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也双双夺得世界第一。那时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跃居世界第一，让日本名正言顺地荣登“富豪帝国”的宝座。
让我们看看，日本是如何收获这些荣耀的。
首先，是因为这段时期内日本人工作的疯狂程度达到顶峰，甚至远超因疯狂工作出名的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
日本上班族的超长时间劳动真是“让人耳朵都要磨出茧子”的代表性社会问题。日本和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劳动时间长度上存在的差异，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的年度总劳动时间要比当时的德国人多个小时，而这一差距在年也达到个小时以上。
但是，这仅仅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而已，实际上远不止如此。就以银行为例，虽然加班时间因岗位不同而多少有些差异，但绝大多数银行的考勤系统每个月的加班时间最多只给算到22到25个小时。就算实际加班超过这个数字，也不会统计到加班时间里。
二、女性员工也加班
日剧《我，到点下班》
比如大型城市银行A银行的做法就是，人事部部长会给所有部长、分行行长发出通知，定好当年的加班预算，也就是加班的上限。
设定这个上限的目的，并非让员工早些下班回家休息，而是为了解决经营上面临的一大难题——限制加班费的支出。能否执行预算是评价分行行长能力的项目之一，所以就算他们心中对实际情况心知肚明，也要想办法要求员工们免费加班来保住自己的职位。
这样的状况在其他银行也同样存在，已经成了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据说不仅仅是银行，保险行业长时间工作的情况也已经屡见不鲜了。财产保险公司的工会曾在年6月对行业内2.2万多人进行过生活状态方面的问卷调查。
该调查选择了月中的非繁忙期，针对电算部门的下班时间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男性职员晚8点前下班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32.%，8点到0点间下班的人占38.5%，最后仍有29.4%的人晚于0点下班。
再看女性，早于8点下班的人占62.%，8点到0点间占27.8%，0点之后占0.%。
日本地铁的“推屋”（把人硬塞进地铁）
我近年还发现，晚高峰中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以前。这点也与上述数据相互印证，说明女性也会加班到很晚。
这样算下来，日本人每年的总劳动时间远非官方公布的0个小时这么少，甚至说个至0个小时都算不上夸张。
而且，除了上班时间之外，长时间通勤也是问题。欧共体国家中，通勤时间在30分钟以内的人占了75%，而小时以内的人则达到了96%，几乎涵盖了所有人群。
反观日本，以房价猛涨的东京圈为例，通勤时间在30分钟以内的人仅占32.4%，小时以内的人也仅有66.3%。也就是说上班单程小时以上的长距离通勤者高达3成以上。
不仅工作时间长，还要在拥挤的有轨电车里花2～3个小时上下班，在家的时间几乎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了。
三、24小时的不夜城
我曾参与过一次大规模问卷调查。该调查于年月举行，调查对象是居住在东京中野区的男性。调查中，受访者需要将自己每天的生活内容记录在时间表中。
从调查数据的整体平均水平来看，除掉休息时间的纯劳动时间为9小时20分钟。他们每天在家里的时间约为2小时9分钟，减去睡眠时间之后可以算出在家醒着的时间，早晚加起来约为5小时5分钟。
若是再减去吃饭、入浴、上厕所、整理仪表等最低限度所需的时间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几乎所剩无几。家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吃”“洗”“睡”的地方。
当时，私营电视台也纷纷推出《直播到天明》这种深夜节目，满街都是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整个社会都逐渐朝着“24小时不夜城”方向发展。
就像纽约、伦敦等大都市一样，成功跻身国际金融中心之列的东京在信息、经济上和国外往来越来越紧密。由于时差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写字楼到了夜晚也灯火通明。
日本动漫中手持大额现金争抢出租车的场景
除了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还投入巨额资金建设计算机网络，以提高运转率，甚至不惜实行倒班制、自由工作时间制、错峰上班制等不规律的考勤制度来达到此目的，企业活动逐渐转向24小时制，这些也都是造成这一现状的背景。
四、报复人类
在微电子革命的推动下，企业迅速实现高效整合，经营体制有了质的飞跃，效率至上的管理系统覆盖每个角落，日本终于跻身超级经济强国之列。但在光鲜的成绩背后，这些发展对于人类的影响正慢慢显现出来。创造出巨大财富的生产系统，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第一盏红灯，亮给了人类的健康。
日本劳动省在年月以全国近家企业、约.5万人为对象完成的《劳动省健康状况调查》显示，出现某种程度的自觉症状的受访者高达82.9%，感觉身体疲劳的人占67.3%，同时有72.2%的受访者表现出精神疲劳，这一数字比例在中层干部中更高，达到了79.5%，接近8成。
此外，有55.5%的人表示出现比精神疲劳更加严重的“强烈不安、烦恼、心理压力”。徘徊在过劳死红线边缘的人也越来越多。
根据年东京大学医学部保健社会学教室助手山崎嘉比古博士的调查，有55.8%的人显示出强迫症的倾向。他们被一些生活琐事所纠缠，比如一些独居的人在早晨出门上班之后，会忽然觉得自己忘记锁门，或是忘记关掉煤气，上班路上多次返回家里确认，没有办法正常出门。
在微电子化普及前后，人们疲劳的表现是不同的。对于“离开公司后，是否头脑中依然满是工作上的事情，心理上无法从工作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一问题作出肯定回答的人占了3成。
另一方面，六七个人中就有一个对“彻底从工作中解脱出来，彻底放松休息、游玩的时候，心中是否会产生罪恶感，总是静不下心来，没办法全身心地放松？”这一问题作出肯定回答。
无法摆脱工作的心理束缚和无法投入休息的“假期神经症”，两者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五、一个工作狂人的死
这种时刻被人从身后紧盯着的“督促感”并非企业圈的专利。
年因癌症去世的娱乐评论家加东康一先生曾向报社寄来一篇短文，题目是《由一位电视制片人的死所想到的》：
“朝日电视台的一个现任制片人死了。就在0天之前，他在家中感觉身体不适，医院，不到一天时间就成了不归之人。他叫近藤洲弘，享年53岁，生前担任电视剧《吉宗评定记：暴坊将军》的制片人。
都说节目的制片人是一个节目的最高领导，参演者的生杀大权全由制片人一手掌握。但这个行业实际上还是处于明星参演者的卖方市场，加之近年媒体市场的多样化，制片人时刻处于被动状态。
为了争取到更多有名的参演者，个人人脉就无比重要。这个趋势无情地剥夺了制片人的个人时间，造成了他们看上去近乎自虐的过劳工作方式。他们自己对工作的过度责任感，换个角度看其实就是害怕被踢出工作岗位。
我自己也是一样。一旦被卷入拍摄连续剧的循环之中，就像骑上了一辆独轮车，只要停下就随时会摔倒，人员纠葛接二连三，只能骑到自己累死为止……
包括明星在内，这个行业里有很多人英年早逝，正是由这个充斥着不稳定因素的社会所致。很多人在持续不断的不安感的驱使下，不知休止地前行，直到把自己累死。”
加东先生的尖锐评论充满了切肤之痛，而饱尝现代人悲哀的他，最后也成了不归之人。他们的死，实在让人悲痛。
身心的疲劳不断积聚，但人们就像上了高速公路的汽车，除了随着大流往前走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就像置身于一个庞大的系统之中，刚达成了一个目标、课题，甚至都没有时间喘息，马上就会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被推到面前，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造成这一状况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土地与房价导致的“泡沫经济”。据说，20世纪80年代末，将全日本的所有土地全部卖掉，可以买下20个美国。少数资产家把持着一路狂涨的土地，贪得无厌地增殖手中的资产，导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在这样一个挥汗劳动不如坐收利息的社会，人心没有不走向疯狂的道理。
作者：[日]斋藤茂男，节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饱食穷民》；译者：王晓夏
来源：《现代阅读》
编后话：饱食穷民，形象写照，在日华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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